中國大運河（Grand Canal）為中國東部平原上的偉大工程，
是中國古代漢族勞動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的水利建築，世界上最長的運河，
也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模最大的運河。
2014年6月22日，中國大運河在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獲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成為中國第46個世界遺產項目，
包括中國8個省、直轄市，27座城市，大運河河道遺產27段，
以及運河水工遺存、運河附屬遺存、運河相關遺產共計58處遺產點，
河道總長度1011公里。
大運河始建於公元前486年，包括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和浙東大運河三部分，
全長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個緯度，
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8個省、直轄市，
縱貫在中國最富饒的華北大平原上，
通達海河、黃河、淮河、長江、曹娥江五大水系，
是中國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動脈，至今大運河歷史延續已2500餘年。
World Heritage composition of Grand Canal of China
元代京杭運河完成，建立完善的漕運管理制度，
600年間，運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南北交通要道，
商運繁盛，運河兩岸興起數十座商業城鎮，對古代經濟的貢獻無法估量。
元代開通海運，但是每年幾百萬石的漕糧、
東南的貢賦和官吏商民每年不下億萬件的消費品都要過長江渡淮河，經會通河北運，
海外運來的商品過境之後也是經運河到燕京，會通河得名會通，
就是因為“江淮之漕，浮汶泗經達臨清，而商旅貿遷，
游宦往來往暨閩粵、交廣、邛、川蜀，航海諸番貢之入莫不由是而達”。
由明而清，每年400萬石（1石約今天27市斤，400萬石大約有5萬4千多噸）的漕糧由運河北上，
此外，每年數十萬匹蘇杭織造絲織品運抵京城，
江寧、蘇州、杭州三個織造局，專辦御用官用的綢、緞、紗、羅、布匹。
湖廣川黔等地的竹木浮江而下，入運河北上，到北京修宮殿，建宗廟。
明代北方棉花種植很普遍，發達的紡織業在江南，結果自然是棉花南運，布匹北運，
棉布和絲織品幾百年來一直是運河上的主要貨物。
杭州、蘇州、揚州、淮安、濟寧、臨清、天津，
這些運河邊上的城市，因此成為商品集散地，商業盛衰與運河始終。
乾隆年間，蘇州胥門、閭門外的運河碼頭“各省都會客貨聚集，無物不有，自古稱為天下第一碼頭”。
《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沿京杭大運河南行，輾轉於蘇杭，
最終抵達刺桐港（福建泉州）。
運河每一個城鎮都能從他的遊記中找到讚美：
將陵（德州）運河上南北運輸商品極多，最多的是絲、香料。濟寧商業手工業很發達，“船隻多得令人難以相信”。
徐州、邳州、清口、淮安商工農業都極發達，
淮安的貨運可以通到40多個城市。寶應、高郵、揚州都是商業手工業為主的城市，很繁華。
真州（儀征）是運河通江口岸之一。
長江上每年有20萬艘船航行，每船載重約50萬-150萬斤。真州是鹽、木料、麻等商品集散地。
瓜州以工商業為主，產絲織品和農產品。
蘇州是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杭州最繁華，“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難以言語形容。”
明永樂之後，官運之外，運河上商運逐漸增加，運河上開始設關收船稅，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
戶部從全國所收定額稅銀400萬兩，其中近1/3收自運河上往來的商船。
社會
在社會領域，隨著制度的完善和規模的擴大，漕運逐漸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為主體的窠臼，發揮著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功能，成為維護王朝穩定和製衡社會的重要手段。
尤其是古代社會中後期，統治者熟練而頻繁地利用漕運進行社會制衡與調控，消弭諸如重賦、災禍以及物價波動等造成的社會不安定因素。
其突出的社會功能有二:一是糴與糶，一是賑濟災荒。
唐宋時期，和糴已發展成為一種完善的製度，
主要用以調節各地區由於豐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糧食市場價格的不平衡。
其中，宋代和糴完全是通過漕糧來實施的。明清兩代王朝，著力於漕糧在平糶方面的運用，成效突出。
與唐宋不同的是，
明清時期的平糶，主要是為了緩解糧食生產、災害等因素對市場造成的衝擊，完全是從調節市場、平抑物價出發。
運用漕糧賑濟災荒，自秦漢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為朝廷的一項慣常舉措。
京杭大運河顯示了中國古代水利航運工程技術領先於世界的卓越成就，
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鎮，
積澱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蘊，凝聚了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諸多領域的龐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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